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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沙与蓝天》— 常沙娜人生回忆(十四)
  • 第十四章   梁林身边

     

     

     

     

     

    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来看展览后的一天,爸爸告诉我:“沙娜,梁旧伯他们看敦煌展览很受感动,回去以后有很多想法,梁伯伯跟我说,想让你去他那里。”我不明白,我去他那里千什么呀?爸爸说,是去梁伯伯所在的清华大学,“梁伯母身体不好,梁伯伯希望你在她身边,向梁伯母学习,可能需要你在敦煌图案方面配合她做些工作。”我从来都是听话的,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就这样同意了。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对新时代充满希望,对国家的发展有许多热情洋溢的构想。多才多艺的林先生多年来和梁先生一起,在中国古建筑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她早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学美术,在装饰艺术方面也有深入研究,这时她正着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新图案设计,希望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注入新的活力,带动整个产业的复兴。在展览会上见到我以后,两位先生一定是认为我在敦煌艺术的熏陶滋养下长大,有敦煌图案的基本功,又在美国学习过,开阔了艺术视野,跟着林先生做这些工作很合适,所以他们很快就作出决定,破格推荐我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作助教。

    我在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忽然得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最知名大学的聘任,感到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的年代,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梁林二位先生不拘一格的推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没有再去中央美院上学,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一辈子。

    敦煌文物展览结束后,1951年的下半年,我就到清华大学去了,进了梁思咸先生任系主任的营建系。粱先生和林先生给我安排得非常周到,他们住在清华大学的胜因院,事先已经和住在他们家对面的另一个教授谈好了,腾出一个小房间给我住,我每天离二位先生这么近,真的就是在他们身边。刚开始我还称他们“梁伯伯”、“梁伯母”,时间一长,就跟着大家称他们“先生”了。

    清华大学营建系是抗战胜利后在梁思成先生的努力下成立的,林先生也为这个系的建设付出了许多辛苦。他们积极倡导来自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的“建筑、美术和设计三位一体”的综合环境艺术理念,倡导“三者都应转向与工艺的结合”,“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身体力行(在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他们设想把包豪斯的思想在营建系实现,所以对这个系的格局设立得很完善。当时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专业人员配备和一般大学的建筑系不一样,除了有搞建筑设计的和结构工程的之外,还有研究古建的莫宗江和画油画的李宗津,擅长陶瓷、模型等工艺的高庄,研究美术史的著名学者王逊。后来又从浙江美术学院图案系调来两个刚毕业的学生孙君莲和钱美华,在营建系设立的工艺美术教研组和我一起侧重搞图案设计。我们三个女孩子都正年轻,很投缘。

    林先生是个长期卧床的病人,总是倚着一个大枕头躺着,床上有个小桌一样的架子,可以写字画画,也可以放一杯水。梁先生的身体也非常不好,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两个不是这个躺在床上就是那个躺在床上,许多工作都是在床上完成的。我去清华的时候他们刚忙完国徽设计,梁先生又在考虑北京的城市规划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先生正领着一些年轻教师酝酿改进北京的传统手工艺。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景泰蓝等传统工艺美术品原来的出路主要是外销,这时产品既不能出口国外,也没有国内销路,全行业困境重重,极度衰退。当时负责管理北京传统工艺的北京特种工艺公司的干部找到清华大学营建系,针对上述情况商讨改进传统图案和工艺品种、设计新图样的问题,营建系接受了这一委托。林先生过去曾经尝试过景泰蓝新图样的设计,现在这就变成营建系一项正式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了。

    那时候,林先生已经被多年严重的肺病折磨得瘦骨嶙岣,医生预言她将不久于人世。然而她的头脑非常好,思想依然极其活跃,思维异常敏捷,想法如涌泉不断,只是身体太差了,想到了却没有力气动手做,要将这些构想付诸实现的确非常需要协助的人手。那两年,每天或隔一天的上午十点多钟,林先生精神比较好的时候,我和钱美华、孙君莲就到她的身边,聆听她招自己的一些想法讲给我们听,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就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

    林先生认为,旧日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是需要改造的,像清末慈禧时代那种烦琐杂乱、孱弱无力的宮廷风格,就不能代表我们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我们要继承的是自己民族优良的传统,而且不仅仅是继承,还要发展出新时代的民族工艺,它们必须是民族的,也必须是今天的。林先生想到:景泰蓝是北京的特种工艺,应该很好地发展,要利用传统的工艺技术,改进它们的功能、造型和装饰设计,将陈设品转化为日用品,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设计小件的器皿是适应大众购买力的一种办法,工艺品有了实用价值,购买者的兴趣就有可能提高。找到了这个思路,她就开始想方设法实现它,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尝试把景泰蓝产品设计为台灯、烟具盒、盘子之类日常用品,将传统的工艺、材料和形式应用于现代生活。除了景泰蓝之外,我们还尝试过烧瓷,把宋代磁州窑的图案、敦煌的图案等等变化后用于装饰这些工艺产品。

    林先生还几次离开病床,亲自带着我们乘车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雕漆、地毯等工艺美术厂作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工厂的生产状况,还带我们实地学习生产的工艺程序:景泰蓝怎么掐丝,怎么点蓝,怎么打磨,怎么烧咸;烧瓷则是在一个铜胎上面施了釉再画,再去烧……记得当时还让我动手试着画,我就在一个罐子上绘制了敦煌的飞天。后来我设计制作了一个类似图案的盘子,多年以后它进了中央工艺美院的资料室。前几年我曾在钓鱼台国宾馆偶然发现有一个敦煌风格的盘子,上面写着“常沙娜”,原来也是我在清华营建系时候画的。林徽因先生是非常欣赏敦煌图案的,我又比较熟悉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一下子就画出来了,林先生看了很喜欢。

    过了没多久(可能是1952年),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会议,林先生组织我们为大会设计一批礼品。她出主意做了一批仿明清风格的背心,让我们在背心上装饰民族风格的刺绣和绦子花边,那些年在前门外,卖刺绣品、绦子花边之类手工艺品的非常多,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我们就利用这些东西来创作发挥,材料的选擇和颜色的搭配都是林先生亲自推敲审定的。

    林先生兴致勃勃,又带我们设计头巾,她口说她的设想,我和钱美华、孙君莲就照她说的做,把她的创意体现出来。我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并的形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就是在林先生指导下搞出来的,记得当时她讲:“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并上。”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气,马上就设计出来了。我还设计了一个景泰蓝盘子,熟褐色的地子,白色的鸽子,加上卷蕇纹,既是敦煌风格,又是现代的,我们的设计做出来林先生都挺满意亚太会议开幕以后,那些礼品给了各国代表一个惊喜,反应非常好。我还记得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赞美的话:“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设计成功了,林先生和我们都高兴得很,从林先生把着手指导的实践中,我们获得了一次美学和图案创作方面的有效训练。1951年8月12日,光明发表题为“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的文章,是以清华大学营建系署名,实为林徽因先生在“北京特种工艺专业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两年时间里,林先生不断地给我们上课,传授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知识,特别是讲解我国的历代图案,分析其时代演变和发展规律。她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分析比较,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还拿出自家珍贵的藏书给我们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拿出一本德国出版的欧洲和中近东的图案集,给我们讲隋唐文化和中近东以及欧洲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抚摸着这本难得看到的精美画册,她感慨地说:“我{门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她说她一直不甘心,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好的图案,无论彩陶、青铜器、漆器、壁画,都是非常丰富的装饰图案遗产,为什么没有人把它整理起来,出一本完整的书?她说:王逊你来写,让沙娜她们画图案,一块儿配合,搞一本我们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林先生甚至草拟了一份《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规划得既宽远又具体。

    林先生说这些话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意气风发的构想咸了她未竟的遗愿。当时的情景深深印刻在我心里,当我终于有条件的时候,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埋头苦干,尽己所能,于2004年编绘出版了一部《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而敦煌图案内容之丰富,竟使我们难以罢手,现在又在继续进行第二部续集的编绘。想想看,仅敦煌部分已是如此,一部完整的中国历代图案该是多么恢宏壮观的大作?《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出版的时候,我有缘得知清华建筑学院楼庆西教授在整理林先生手稿时,发现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的手稿,编入书中作为代序二,以此表达对林先生的深切怀念。

    1951年至U 1953年的两年间,我和林先生在她家里相处的时间非常多,那肘候大家并不顾忌肺病会不会传染。在我的印象中,她就是躺在那里,靠在一个大枕头上,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是累了。梁先生太了解她了,过一会儿就走过来看看,关切地说:“你又激动了!休息休息。”林先生也只好无奈地靠在大枕头上休息一会儿。

    两位先生的家庭生活是英国式的,下午四点多钟,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王逊等先生都喜欢到他们家去吃下午茶( afternoon tea),我和孙君莲、钱美华年轻,就在旁边听一听(除了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也经常会有青年教师和学生到他家来)。他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彼此间无拘无東,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在那么多随意的谈话中,他们从来不议论这个人那个人,只是议论一些事,有什么看法,就敞开了说,谈国家建设,谈抗美援朝,谈教学,也谈哲学、文学艺术,通古博今,其中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是谈得最多的话题。我听过梁先生和张奚若先生谈北京的新建设规划,气氛相当激烈,一说到要拆城墙,梁先生就激动起来,有时候林先生也插进去发议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的传统建筑和城市会随着大规模的建设而覆没,担心北京会失去原有古城的面貌。在我的感觉里,他们的谈话完全是学术性的,聚到一起也都是不约而同的,来喝喝茶,聊聊天,交流交流,非常自然。听说后来“文革”的时候把他们批判得一塌糊涂,这些喝茶聊天也都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聚会了。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生活过得很丰富,有好多值得回忆的事情。跟随林先生搞工艺美术品设计的实践经历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成为我全身心投入工艺美术设计、教育事业的前奏。

    谁知好景不长,因为中国教育要学习苏联模式,两年以后全国的各类高等院校统统改变成纯文科或纯理工科,为此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曾经拥有四位国学大师的清华大学被改造成了纯粹的理工科学校,“工程师的摇篮”,校内的人文学科全部调整合并到其他学校,所以营建系里凡不是搞建筑的人员就都离开清华,各奔东西了:李宗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王逊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高庄和我到了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孙君莲被调到外贸单位,而钱美华自愿去了北京珐琅厂,成了珐琅厂的总设计师、景泰蓝设计专家,直到她不久前去世,终生没有离开这个岗位,为北京的特种工艺景泰蓝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到清华的时候刚刚二十岁,对梁先生、林先生只知其名,了解极少,直到生活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才领略了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的境界,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的一代才女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先生明知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仍在病榻上那样呕心沥血地工作,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聪明才智,我亲眼目睹了她生命中最后的风采,也是获得她亲自教诲的幸运者。我们分别时间不长,1955年林先生就离开了人世,年仅五十一岁。回想起来,我真后悔当年幼稚无知,与林先生两年朝夕相处,竟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听到的那些富有哲理的精辟见解是多么宝贵,没有做过笔记,而那正是她短暂人生进发出的最后光华,理应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留给世人的!

    我特别感到自责的是,1953年我离开清华园以后,没有再去看望过两位先生,特别是林先生病重时也没有去医院探望,再次见面时,已经是在林先生的追悼会上,见到的是她的遗像了……后来我每次去八宝山公墓,都要在林先生的“无字碑”(“文革”后又恢复注名了)前默默站一会儿,希望透过那石雕的花圈,再看看她清瘦爽朗的面容,听听她引人人胜、诙谐幽默的话语。唉,那两年间,我竟然没有和二位先生一起拍过一张照片!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自己也已步入老年,回忆起往事,不觉又多了许多遗憾。读过林洙先生写的回忆录《大匠的困惑》后,我才详细知道梁先生后半生经历了多少屈辱和磨难;这位正直无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智慧都奉献给祖国和全人类的国宝,1972年离开人世时竟是那么凄凉孤寂,以至医院传达室里他的那个会客牌一直“静静地挂在那里”,没有人领取!尽管当时我正在河北省滹沱河畔的稻田里劳动,也没有可能去领取那个会客牌,但今天回想起来,仍然难以摆脱深深的自责。

    时光的流逝没有使人们将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淡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展更加尊敬他们,颂扬他们功不可没。我是从二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着对他们的理解、对其学术观点的了解、一步步体会着他们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