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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沙与蓝天》— 常沙娜人生回忆(十六)
  • 第十六章   火红年代

     

     

     

     

    20世纪50年代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已经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办工艺美术学校,要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要结合生产,要关心人民生活的需要,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周总理的指示为创建独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打下了决策性的重要基础。

    经过周恩来总理正式批文并命名,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唯一的一所中央级的工艺美术最高学府延生了。从此她与我相生相伴,难分难离。

    工艺美院最初的校址在京西海淀区白堆子的原手工业管理局干部学校院里,当时的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兼任院长,雷圭元先生、庞薰琹先生被任命为副院长,雷先生分管教学,负责行政管理的副院长由手工业管理局调来的王景瑞担任。隆重的学院成立庆典上,邓洁院长、文化部的钱俊瑞副部长、教育部的曾昭伦副部长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院长都讲了话,庞薰琹先生在会上也做了学院建设规划的报告。

    新建的中央工艺美院的师资基础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原班人马,南北人才大汇集的强大教师阵容成为学院最重要的实力。1955年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这时立即转入工艺美院,他们1960年毕业,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陶瓷系、装潢系的第一届毕业生。根据需要,这届毕业生大多留校,如崔栋良、韩美林、袁杰英、李永平、朱军山、魏之瑜、陈圣谋、李骐等人,都被分配到各专业系当教师,他们是学院一支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师资力量,多年后各人大多事业有成。

    学院初创,设备简陋,但教学宗旨很明确——学习扎实的基础,专业教学要联系实际,设计要结合生产。周总理的指示和前辈们酝酿的办学宗旨,由张光宇先生形象地概括为简洁明确的“衣,食,住·行”图案,设计成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标志。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著名的标志始终伴随着工艺美院,是学院品牌的象征。

    1958年上半年开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首都北京开始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宮、钓鱼台国宾馆、美术馆、农展馆、北京火车站、新北京饭店、民族饭店),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

    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响应国务院的号召,闻风而动,很快组织全院仅有的几十名师生,在雷圭元先生带领下进入了十大建筑的个建设工地参加实际设计,奚小彭先生是主要的设计负责人。

    “十大建筑”如同一个个高品质的训练场,极好地锻炼了一批年轻的工艺美院人,促进了工艺美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夯实了各专业的基本功。一年里,师生们为卜大建筑的兴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动员大家出各类方案,最终集中了方案并按需要分为各馆、堂的设计组。

    我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同时还在民族文化宫参与了大门的装饰设计。人民大会堂繁重的建筑装饰设计是由奚小彭负责主持并任组长。

    在人民大会堂设计组,我和工艺美院的崔毅、贵州来的马正荣是一直干到工程最后完成的成员。我们在奚小彭的直接领导下分头作重点设计——崔毅负责外立面廊柱的立柱和柱头、柱础装饰设计;我负责设计外墙的琉璃花板、须弥座的石雕花饰以及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马正荣负责做走廊护栏和通风上的铁花设计;奚小彭除全面指导外,还重点负责设计了“万人大会堂”的天顶灯及花饰。

    大家日夜奋战在工地上。我们的装饰设计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工程设计人员相互配合,要在照明、通风、结构等方面进行复杂而具体的合作,还要及时领会由指挥部传达的周总理有关设计主题的构想和要求。

    大会堂的设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他当年的指示我一直牢记在心。根据我深刻的记忆,周总理的指示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要借鉴民族传统,要探索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和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会堂的天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我们当年的设计方案都是按照总理的意图,不断领会、反复修改而定的。为了更好地体现总理的意图,负责大会堂装饰设计的奚小彭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在会堂天顶中心将五星、光芒和向日葵组成了既富于形式美感,又富含政治寓意的顶灯装饰图案(五角星象征共产党,向日葵即向阳花,向日葵围绕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为设计赋予了这个时代的崭新内涵,奚小彭的整个设计过程,从主题、形式、功能等各方面都给了我很重要的示范。

    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最后由我负责设计,而整个设计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完整的学习过程。受敦煌藻井图案的启示,我在大厅的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开始设计时,我只是在花型的装饰性上下功夫,没有作任何功能的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先生看了马上提示我:“沙娜,这样只设计花瓣不行,你得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在里面;中心也不能只搞你那个花蕊,要把中心与灯光组合起来。仅中心的照明灯还不够,还需要把外圈的些小花和照明灯组合在一起。”“通风还不够,在外圈也得设通风口。”戈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整体修改,把通风口、照明的要求与装饰效果结起来。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发现外圈的灯口连接不上。张镈工程师又教我:“你把这些圆点引出来,连起来。”听他一点拨,我马上就开窍了,把外圈小花也设计了成串的一小圓灯,项链似的,一下子就旭那些孤立的小灯口很优美地连起来了。张镈工程师很高兴:“你看这多好,解决了我们照明的需要,又形成一条项链,多漂亮啊,你把整体装饰效果与功能需求完美地统一起来啦!”

    我最后完成的设计方案把唐代的花饰图案与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与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里,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需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的,我在敦煌打下的基础充分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一实践我真正体会到了,艺术殳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功。那时候,设计人员都是来自各个单位的,大家通力协作,互相帮助,完全没有隔阂。现在都说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是常沙娜设计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大家的心血结晶,是家合作共同完成的张镈工程师在设计过程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的那些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受益终身。

    在大会堂,除了宴会厅的天顶之外,我还根据要求设计了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图案和台阶上的花岗岩浮雕的须弥座图案,这些都搞得挺/顺利,方案很快就出来了,最后张镈和奚小彭先生在尺度及材料等方面反复试验后定稿的。这段时间我还设计了民族文化宮大门的金属装饰,用卷草纹配上那个时期最常用的向日葵式的花朵以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了“进步”与“团结”的字样,形成大门特色。如今已有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两扇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设计的时候我当然想不到多少年以后的事,只是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大胆地边学边干,而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恰恰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使我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面对建筑工程中诸多复杂的工艺和工程程序的制约,我在设计实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和学习,体会到自身掌握扎实基本功的重要性,领悟了集体力量的伟大,以及在整体合作中保持宽容和理解的必要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学习着,实践着,体验着,这一切都成为我后来成长中的重要原则和信念。

    我和崔毅在工地上日夜奋战,足足千了十个月,直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人民大会堂工程如期胜利完成。十个月的时间,这么大的工程保质保量地胜利完工了,实在是个奇迹(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成为时代的象征)。国庆前夕,在能容纳五千人的崭新的宴会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受邀参加大会堂建设的各部门的领导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我们也应邀参加了。那天,宴会的组织者精心做了一个非常精彩、令人难忘的安排——让宴会厅所有的照明设备突然一齐通电,刹那间,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神话般地亮相在众人眼前,瞬间的震惊过后,全场的掌声雷鸣般爆发!以这样振奋的方式看到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我看到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举杯向大家致意,并到各餐桌前一一致谢;也看到奚小彭和我一样热泪盈眶,流着幸福、欣慰的泪水。难忘时刻的此情此景,铸成历史和记忆,在我心中永远定格。

    后来,率领工艺美院师生参加十大建筑设计的雷圭元先生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我也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中央工艺美院刚刚成立就经历了这样全身心投入的集体洗礼,也使学院由此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好传统。

    那个年代,讲的就是奉献精神,大家全力以赴,哪里会想给自己多少设计费?没有,谁都不会想。方案采用之后也不署个人名字,都是集体的,都是学院的成果。作者心里当然很清楚,看见了自己付出心血的奋斗成绩,就是最大的欣慰和荣誉,也是最大的鼓励和回报。

    谈到这段历史,我不能不再讲一讲奚小彭。从1954年的苏联展览馆到1 958年的人民大会堂,我长时间跟随奚小彭工作,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

    奚小彭是个很有实践经验、设计能力很强的设计师,在人民大会堂期间,我们设计组的各类设计都是由他把关指挥。他为人豪爽耿直,遇事从不含糊,作为组长,他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我们凡是确定下来的设计稿(不论是石膏花、彩画或石雕花饰)都必须亲自按1:1足尺放大稿,同时把图案的疏密空间、造型结构以及浮雕厚度的剖面加以完善、确定。工程实施的过程中,还要求我们亲自到加工厂去监督实际效果,既要符合原设计的要求,又要符合现场的尺度。他本人也坚持在工地把关、协调,充分显示出敏捷的设计思维、娴熟的绘图功底和高效率工作的魄力,大家对他都非常钦佩,尽管那时他一点也不老,但大家都由衷地称呼他为“奚公”。

    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政治中心的标志,“万人会堂”又是大会堂的中心和重点。奚小彭配合建筑师张镈和结构工程师李国胜等,反复考虑照明、音响、结构等多种复杂因素,最后以集体的智慧综合成完整的建筑与装饰方案,实现了人民大会堂经典的建筑装饰形式:蓝灰色波浪纹组成的环形大天顶灯饰营造出群星闪烁的海空;中心是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周围环绕层层向日葵花瓣。新颖完美的装饰形式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海天一色,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的要求,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共议国事”的政治寓意。在这艰巨复杂的设计过程中,奚小彭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这也成为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代表作。他还设计了宴会厅的沥粉贴金柱子纹样,将近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保留着,经过维修,显得更新、更美了。

    此外在那段时间,奚小彭还设计了民族饭店门廊的白水泥镂空装饰花板,表现“农业”“工业”“电力”“科技”“钢铁”“交通”“煤炭”“建筑”八项内容,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图案构成协调完美,它至今还展示在十里长安街上,我每次路过都要看看。他当年为天安门广场设计的含苞欲放的玉兰花柱灯,历经半个世纪没有更换过,至今没有过时,其他有些城市也都在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宮演出厅、钓鱼台国宾馆等重要建筑中,都留下了奚小彭优秀的装饰设计。装饰设计师不能像画家那样在作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社会上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奚小彭,但他的成就伴随着历史,永驻于建筑之中。

    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时奚小彭调进学院,筹建起室内装饰系(即后来的建筑装饰系、环境艺术系),任系主任主持教学工作多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室内和环境艺术的设计人才,何镇强、黄德苓等人就是他带出来的第一批学生。80年代,他又创建了工艺美院的环境艺术研究所并任所长,业绩斐然。奚小彭在专业上、办事上很严,很“厉害”,但是为人非常好,非常耿直。他是雷圭元先生在华东分院时的得意门生,雷先生平时沉默寡言,但他和雷师母都与奚小彭很亲,像一家人一样。

    奚小彭在学院里威望很高。据说80年代学院酝酿院长换届的时候,院长候选人有三个,第一名就是奚小彭。学院的几个老领导庞薰琹先生、雷圭元先生、陈叔亮先生、吴劳先生等反复研究,都觉得奚小彭很能干,能力没有问题,但是他性格太直,很容易得罪人,当院长恐怕是不行的,这不是他的擅长,他的擅长是搞设计。

    多少年来,奚小彭在人们印象里从来都是精力旺盛、才华横溢的,但他在1995年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七十岁,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的离去令人深深惋惜!他留给世界那么多作品和怀念,“奚公”的名字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历史永远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