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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沙与蓝天》— 常沙娜人生回忆(十七)
  • 第十七章   喜忧得失

     

     

     

     

     

    完成“十大建筑”设计任务回到学校,工艺美院已经从北京西郊的白堆子搬到了东郊的獐鹿房,即后来的光华路。那里曾经是清朝宮廷圈养獐鹿的地方,空旷荒芜,看不见几栋房子,我们去时还有一片坟地。工艺美院的新校址原属于轻工部的一所研究院,盖了两幢五层红砖新楼,周边还有四十亩地面积划给工艺美院做扩建使用,办学条件比在白堆子时好多了,师生们都很高兴,也十分满足。

    1953年,年仅二十二岁、未谙世事的我在北京和一位土木工程师结了婚。他是上海人,我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相识,还没有深人交往,谈不上很了解。他的家庭条件优裕,精明能干的婆婆主持管理全家,保姆、厨师齐全,结婚以后,一切都是现成的,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也得到充分保证。然而我始终无法适应他家与我以往家庭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夫妻感情日益淡漠使我难以忍受,最终还是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以协商形式离了婚!体味到痛彻心扉的绝望之后,这段短暂的人生经历渐渐在时代的变迁中远去,在个人的历史上,我将这一页永远地翻过去了。

    1957年春夏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在工艺美院也掀起了一场疾风暴雨,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学院的领导归属问题上,即工艺美院应该由手工业管理局领导,还是由文化部领导?结果积极主张学院归文化部领导的庞薰琹先生和一批干部、教师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分别受到严厉处理。

    对于中央工艺美院的发展前景,庞先生曾经有从宏观到微观的一整套规划和设想,为筹建工艺美院立下了汗马功劳。谁知工艺美院刚刚成立不久,宏图未展,他就跌进了灾难的深渊,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不得继续教学,不得参与轰轰烈烈的“十大建筑”设计任务,只能孤独痛苦地隐居在自家庄的小屋里。庞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难耐的寂寞,一头浓密的头发完全白了,变得步履蹒跚。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垮掉,在那段痛苦漫长的日子里,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埋头治学,开始撰写《汉画》《南北朝装饰画》《装饰画》等论文、讲义,从民族传统艺术永恒的美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数十年间几易其稿,最终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重要著作《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

    1958年到1965年。我是在频繁的各项社会任务和学校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度过的,再也没有见到过庞先生,只听说他于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没过多久,“文革”狂飙又起,庞先生再次遭受冲击,陷入了新的一轮苦难。

    从庞先生写的自述《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人们可以深切领略这位长者的高尚人格和他为工艺美院付出的心血与磨难。庞先生描述自己的艺术生涯“是在若干反复的之字样的小径上走过来的”,作为后辈,我们体会到他作为30年代起步的爱国艺术家,探索之路是多么崎岖,遭遇的打击是多么残酷,而他对事业的追求又是多么执著!

    “反右”运动过后,为了加强工艺美院的领导,从文化部教育司调来了陈叔亮同志任学院的党委书记,同时调来的还有原在展览工作室任领导的吴劳先生,加上从中央美术学院来的张仃先生和原副院长雷圭元先生,四位专家组成的领导班子团结各专业的专家教授,使学院的教育体系日趋成熟,教学环境和设施不断改善,学校走上了正规的教学轨道,1959年至1963年致力于加强课堂教学,各专业也开始正常招生。

    为了让从事艺术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们亲身体验民族的“源”、生活的“流”,工艺美院的院系领导倡导各专业的年轻教师到民间和社会中去,根据教学需要认真做调研工作。1959年暑假,染织系主任程尚仁先生安排我和李绵璐、黄能馥三人去敦煌莫高窟,利用假期,把莫高窟历代壁画、彩塑人物服饰上的图案按年代分类收集,临摹整理。我父亲当时正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对我们的这一工作非常支持,并给予了指导。我们三个人在洞窟里对临,收集服饰图案,又按服装部位和年代进行分类,共整理出彩图三百二十八幅。我还怀着重回故里喜悦带李绵璐、黄能馥去了月牙泉、阳关、戈壁滩,体会“西出阳关有故人”的乐趣。当时我们都很年轻,骑马骑骆驼,光着脚爬鸣沙山,玩得非常尽兴。

    这批“敦煌历代服饰图案”的整理资料回到学校后在染织系作了展出观摩,很受程尚仁、柴扉等老先生的赞扬。但由于正值“反右倾”运动,学校也没有条件编辑出版,这批珍贵的资料就先由我保存起来,没想到竟从此尘封了二十七年。幸亏它们经历十年浩劫平安无恙,“文革”结束后,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才得机会由轻工业出版社和香港万里书店合作编辑印刷,1986年10月终于正式出版发行,定价港币二百二十元。

    爸爸也为此书迟到的出版而高兴,亲自题写书名《敦煌历代服饰图案》,还引经据典,写了颇为生动的序文,其中谈到中国是最早开始养蚕织丝的国家,又写道:“今天,当我执笔来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不能不回想起个人在敦煌悲欢离合的四十年,同时也回忆起20年代我刚从浙江工业学校染织课毕业,赴法国里昂勤工俭学,在国立里昂专科学校染织图案系攻读时的往事。当时老师告诉我们,是法国著名的机械师茄卡得( Ja-cquard)创造了提花织机,但是当我1943年到达敦煌,看到金碧辉煌的服饰织物图案时,恍然悟到这些织物图案是在6世纪前后的隋唐时代绘制的,比茄卡得旱一千多年,显然不是由茄卡得织机制造的。那么,谁是6世纪时中国的茄卡得呢?是我所尊重的中华民族古代的工艺大师们!”我也学着爸爸的思路写了一篇对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简析,从中更加深了对敦煌染织图案的认识。值得欣慰的是,有了这本书,我在1987年评上了正教授,那年已是五十六岁了。这本书还使我们意外地得到每人二干二百四十六元的稿费,爸爸的文字稿费是二百元,大家都为经过二十七年才得以问世的著作感到格外高兴和满足,还获得了“稿费”。2001年,这本书以轻工业出版社的名义再次出版,由我的研究生崔笑梅编辑,封面重新设计并有中英文对照,开本也加大了,版面和印刷效果都更漂亮讲究了。

    岁月又过去十五年,父亲也已谢世。2003年,我带着五位硕士研究生(杨建军、孙晓丽、刘珂艳、高阳、李迅文)先后两次专程去敦煌,又编绘了一部题名为《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图案集。我要求自己和学生沿用传统的手绘方式一丝不苟地描绘每一幅纹样,并融入自己对敦煌图案的深入理解。几个研究生跟着我完成了整理、绘制、分析、研究的全过程,理论和实践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本画册出版时依旧用了我父亲于1958年写的文章《敦煌图案》作为代序一,又选用了林徽因先生写于50年代的文章《敦煌边饰初步研究》作为代序二,我为此在后面加写了一个《后记的后记》说明缘由:“今天也适逢林徽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此出版了《建筑师林徽因》。书中除了纪念文章外,我惊喜地看到一篇在今年3月份由楼庆西教授在资料堆中偶然发现的林徽因在20世纪50年代未完成的手稿——《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这正是我即将出版问世的《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涉及的重要论文,发现如此重要、及时,是天意、是缘分。”林徽因先生这篇没有写完的论文从来没有发表过,如果不是楼庆西教授在资料堆中意外发现,世人也许永远不会读到它。文章追溯到佛教艺术的源头,旁征博引地将中国敦煌图案和外国装饰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翔实的比较,与《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内容再贴切不过了。忆念当年林先生在重病中对我们日复一日的教导,回顾她对梳理、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国图案艺术的热望和宏愿,这篇于特定的时刻从天而降的遗稿仿佛传递着林先生来自天国的鼓励和期待。联系索要文稿时,楼庆西先生问我:“这个稿子没写完,怎么办?”我不假思索地说:“没写完也要!”他就打印出来交给了我,然后我没有对文章做如何改动,原原本本地将它作为画集的代序发表了。画册出版面世的时候,我在心中默默祝祷,告慰逝去的前辈们:我正在完成他们生前的夙愿,我要让后代了解、重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艺术的脉络及灿烂传统,承前启后,代代相传!

    1961年正值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但染织系在程尚仁先生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的活动。

    仍然是利用暑假,我和温练昌、朱军山、袁杰英、李永平组成五人小组去新疆收集各民族的织绣印花等图案,随同做翻译的是在学院染织系进修过的新疆学生尤努斯。我们的主要采风路线在乌鲁木齐以南地区,行程约两干多公里,历时三个月,全程坐敞篷大卡车,路经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英吉莎、莎车、叶城、皮山、和田九个城镇,停留较长的是库车、喀什、和田。

    这是一次历经千辛万苦、劳累而愉快的采风之行,温练昌担任组长,这位生长在南方的广东华侨是第一次涉足大西北的风土环境。我们一行五人随身带着铺盖卷,带着必需的颜料、纸张、速写本,还带着不离身的干粮——“馕”(新疆大饼)。我们每到一处就蹲在地上吃买来的一堆堆又小又甜的杏子,就着镶当饭吃,按照当地的惯例,老乡们都是在买主吃完杏子之后,数着吐出的核计价收钱。如果赶上“巴扎‘,(集市),我们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烤羊肉串,一毛二分钱一串,算是很奢侈的正餐了。我们一路坐在卡车堆放的行李包上颠簸,同车的多是当地维族男女老乡,我和袁杰英为避风沙经常头围丝巾,加上皮肤晒得黝黑,有点像新疆人的面相了,当地人常视我们为“新疆姑娘”。卡车行走一段就要在戈壁滩上休息,大家下车后就自然地男左女右分开两处“解手”。行车高兴时,能够听到纯情、嘹亮的新疆民歌;坐车困了,人们又东倒西歪地打盹,这时朱军山、李永平、尤努斯就自觉地给我和袁杰英两位女同胞当“卫士”。

    记得有一次遇上汽车拋锚,不得不在戈壁滩近旁的驿站留宿,老温让我下车去看看住处。我虽然在西北长大,但像那样原始的驿站还是第一次见到:屋里只有一铺大统炕,男女不分,满眼全是睡着的蓬发带络腮胡的半裸男子;马厩股简陋的屋顶下,昏黄的小油灯颤动着黄豆大的火苗,和电影《悲惨世界》中表现的贫穷客栈场景如出一辙。我一下子就被吓跑了,回到车上连声向老温喊:“不行,不行!”温练昌立即作出英明决定:“原地休息!”也就是在车上坐着过夜了。这小小的插曲成了我们“新疆之行”中一段难忘的故事。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巴扎”去收集、速记停留在那里的驴群、马匹背上五彩缤纷编织的“马鞑子”图案,做这类彩色搭袋的材料都是些色彩艳丽、织纹各异的棉织物。我们还要跟随人群中的男女老幼,画下他们头上各式各样手工绣花的花帽图案,维吾尔族花帽图案丰富极了,孩子的、姑娘的、小伙子的、成年妇女的、老大妈的、老大爷的都各不相同。还有英俊小伙们身上衬衫的十字挑花花边、扎腰的腰巾上刺绣的花纹,全都美极了。我们几个人总是来来回回跟着维族老乡画,使别人奠名其妙,好在身边有尤努斯在,需要的话他就出面用维语解释一番。

    每到一处,我们一般都会停留几天。温练昌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要求大家不论多么辛苦,每天都要把当天收集到的图案速写及时按统一的规格整理成完整的彩色图样。白天我们激动着,快速真切地在人中记录下各种漂亮的纹饰,留下最鲜活的印象;晚上就在各自的住处,借着简易的油灯或电灯光,及时把一天的收获整理出来。完美的图案、一张张展现在眼前,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和满足,于是再接再厉,明天继续千下去。大家就是这样不畏艰苦、同心协力,一处一处地向南深入,亲身感受到了蕴藏在民族民间生活中无穷的艺术财富和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喀什和新疆最南部的和田是我们行程的两个大站,可以住上条件稍好的招待所,才有可能洗澡、洗头、换洗衣服,我和袁杰英这时才发现内衣都长了成串的虱子,这时才感觉到浑身癢痒难耐。

    在这里,我们走访了维族的农家,收集农家自制木版印花的炕围子。这些土布印花的炕围子都是维吾尔族老乡自己设计、自己雕刻版式、自己印染的,装饰图案多是伊斯兰式的拱形结构、“巴达姆”纹样和水壶形的纹样;所用染料也是自制的,多是用氧化的铁锈黑和石榴皮浸泡出来的黄颜色,还有槐花、指甲花泡出来的深红色。在其他地区如皮山、和田,还有难以见到的“毡毯”,多用于哈萨克族的蒙古包,它采用不同的天然色羊毛或染色羊毛为原料,使用木杖擀压出一些粗犷的装饰图案(多为阴阳的“如意纹”),颇有特色。

    我们对这些纯朴优美的手工艺品如此珍爱,令老乡们感到意外。他们告诉我们:有了印花的洋布,这些祖传的手艺本不想再做了,有的印花木刻版已经当柴禾烧掉了。一席话令我们听了不寒而栗,突然领悟——如不尽快采取抢救措施,过不了多久,人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这些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纯真艺术品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20世纪90年代我又随人大科教文卫调研去过一次新疆和田,亲眼看到当年随处可见的手工刺绣花帽已经无处寻觅,机器代替了人工技艺,人们头上都戴着机绣图案的花帽,而且大量是来自阿富汗的产品,当年见到的原生态工艺品已不复存在了!

    三个月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丰富了我们的民间艺术修养,切身体会到祖国的博大,以及她辽阔土地上丰富的文化宝藏的价值,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家执行民族政策、保护民族风俗文化的必要性。

    作为工艺美术教育和设计者,如果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蒙昧无知,不重视继承发展,就无法延续文化的血脉,只会空虚迷茫地随波流,以致一切化为乌有。当今的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而艺术上的所谓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民族文化艺术的可悲覆没!

    艰辛而愉快的民间采风结束,丰硕成果得到学院染织系老师们的肯定和赞扬,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新疆少数民族染织刺绣图案”展,展出了二百余幅实地整理的织、绣、印图案和数十件实物。原计划这些成果要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书,准备工作都已做好,遗憾的是遇上了迁延十年的“文革”,计划未能实现。

    事过四十五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时过境迁,已交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百余幅精选原稿如今下落不明。经询问才知道,199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草率地出版了一本一半彩色、一半黑白的薄薄小册子,定价二十八元,据说是用那批图片的照片出的,而追究当年的原稿,回答是在“文革”中遗失了!得知那些珍贵的民族瑰宝的记录,那些渗透着我们五人风华正茂时真挚情感的心血画作不明真相地消失了,真到说不出的惋惜和痛心!那是四十五年前我们历时三个月、行程两干多公里深入民族地区获得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料啊,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都无法理解,遗憾!无奈!

    从新疆返回北京不久,1961年11月20日,我很有幸还参加了由民间外交使者、学者、老前辈楚图南先生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是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团员有著名演员崔嵬,还有科学家王守觉、张有宣及作为中央工艺美院教师代表的我,加上随团的对外文化委员会日本科的翻译崔泰山、吴应健,一行共九人。当时这个代表团的访日活动对促进中日恢复正常邦交起了重要作用。  楚图南先生作为文化使者、老前辈,带团从日本的东京、京都直到福冈、高知等地进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访问活动,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受到日本文化艺术、教育、友好团体的热烈欢迎。日本朋友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露天音乐堂和东京体育馆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歌声运动大会”,强烈表达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诚挚愿望,众人手持红旗、花束向我们致意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楚图南团长还激情地指挥全场高唱《东京一北京》,热情洋溢的歌声中,无论日本朋友还是我们都热血沸腾,激动得落泪!

    除了与各地群众的聚会外,我们还随楚图南团长访问了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理事长中岛健藏和文人画家前田青邨、福田丰四郎等友人;一同参观了镰仓的著名寺院和东京艺术大学、民艺馆等;还专门组织代表团到藤泽海滨,在不幸于那里遇难的聂耳的墓碑前缅怀、献花。

    12月8日清晨,大家与二十九天来朝夕相处的日本友人依依惜别,恋恋不舍地一遍遍说再见,相约再次聚会。登机前,我收到大阪女青年日野菊子写给我的一首告别诗:

    总有一天,

    会再见到这美丽温暖国家的人们。

    总有一天,

    会再说这万感交加的对唔之言。

    总有一天,

    我们明朗、温柔、庄严的眼睛会相视在一起,

    扫除贫困、痛苦和卑贱。

    让我们洪亮美好的歌声,

    响彻在高山上,

    传到遥远的戈壁滩。

     

    日野菊子的诗是惜别,是壮行,是中日一衣带水邻邦息息相通的情感,是“中日文化代表团”在楚图南团长率领下促进两国恢复邦交重要行动产生的影响。这个开端也成为后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开展艺术交流、结成友谊的铺垫。

    没有料到,这次成功的赴日访问,也成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就是在上述内容丰富的行程中,我初次认识了代表团的日文翻译崔泰山,才知道他就是在1958年曾随同爸爸赴日本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全程担任翻译近两个月的崔泰山。爸爸对他旱就有所了解,而且印象很好。后来经爸爸牵线结缘,我和崔泰山于1963年冬结婚,从此真正感受到了夫妻的恩爱。我们简朴的小家就设在工艺美院的教职工宿舍楼里,结婚没举行任何仪式,只在登记那天拍了一张结婚照。记得染织系主任程尚仁先生和同事们曾登门前来祝贺。

    结婚时,我和崔泰山共同提出的条件是:一、不生孩子;二、吃食堂,不做饭;三、全身心投入各自的工作。老崔对这几条都没意见,他说:“没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吃食堂。”婚后不久,我就随学院师生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去了,各自又忙于面临的各项工作和任务。

    20世纪60年代,正值我的“而立”之年,我感悟着种种的源与流,经历着人生各样的喜与忧,逐步成长,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