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

  • 《黄沙与蓝天》— 常沙娜人生回忆(十八)
  • 第十八章    来去今昔

     

     

     

     

    1965年,国家刚刚度过艰难的三年经济困难走向安定,学院的教学正在按部就班进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

    根据高教部及北京市委指示,北京各高校师生都要到农村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全体师生总动员,停课到河北邢台参加运动。在邢台,我们由总部分配到最基层的各个村生产队,和地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深入农家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我和染织系老师李绵璐、徐天许(教国画的老先生),学生汪雅梅、杨庆英被编在一个组,安排在南甘寨村。我们作为“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就是要“依靠贫下中农”,通过和老乡聊天了解他们生产队的队长对群众怎么样,执行政策怎么样,其他表现怎样,有没有贪污问题,是不是“四不清干部”,等等。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只是看当地干部怎么做,自己就跟着做,而我想得最多的是:参加这次运动是知识分子切身体验农民的生活、改造自身世界观的一次实践锻炼。我1964年申请加入共产党,已经是预备党员,还没转正,我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老尹(转业军人)鼓励我说:这次“四清”运动对我是“火线入党”的考验,希望我好好锻炼,好好改造,经得起考验。所以我觉得除了好好地跟着开会之外,能不能做好与贫下中农的“三同”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在南甘寨与贫农家庭的“三同”经历也因此成为我这段生活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我和汪雅梅、杨庆英两个染织系女生被分在一户姓刘的贫农家住。这家有好几个孩子,大女儿刘香果那年十四岁,没有上过学,在家帮母亲做家务、千农活,但她非常聪明好学,我就把她作为学习文化的帮助对象,教她读书识字;同时,他们一家又是我们“依靠和学习的对象”,我和他们一起下田耕作,从挖地、打埂、种麦、割麦、打场等农活的全过程体验农民的辛苦。在与香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农民生活的贫困和艰难,解放十五年了,他们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解放。作为农民家的成员,我们除了和刘家人一起千活以外,也在他们家“吃派饭”,当时有明文规定,“四清”工作队员在农民家吃饭,每天交一角五分钱给农户。我们每天和他们一起吃着同样的“黑窝窝”(发了霉变黑的白薯干碾成粉做成的窝头)和盐菜干,早上喝的则是稀溜溜的“糊糊”(玉米粥)。

    我们从大城市来到农村,和农民过同样的日子,老乡们特别是大娘们很不理解。记得有一次,香果的妈给我单独煮了个鸡蛋吃,我好久没吃鸡蛋了,吃着真是香!可是工作队有纪律,必须完全“同吃”,我吃完鸡蛋又后悔了,在生活会上主动“斗私批修”,批判自己经不起艰苦的考验,没有做到彻底的“三同”。还有一次,因为徐天许先生患了青光眼,工作队长老尹用驴车把老先生送到邢台市,又派我骑自行车护送他到医院住院。走过十多公里崎岖小路把徐先生送到医院安顿好以后,我独自又骑车返回南甘寨。路过城里的一个汽车站时,车站旁有个卖油饼的摊子,炸油饼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就停下车,用身上带的两角钱买了一个油饼吃。油饼又香又脆,那香味过了这么多年我还一直忘不了,后来吃的任何美食都无法和它相比。但是过完馋癮之后,我还是不敢隐瞒,不得不又一次在工作队的生活会上交代自己“因为经不起诱惑和考验”,进城时偷着吃了这个特别好吃的油饼,并提高到世界观改造的高度去认识。工作队的本地干部跟我们已经很熟了,大家关系都不错,听我检讨完就过去了,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借此整我。

    在将近一年的农村生活中,我与香果一家相处得很亲近,很真诚,确实做到了“打成一片”。我从内心体会到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是多么需要改善生活,从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上得到真正的解放和提高。这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干农活,也教会了香果识字读书,还经常给生产队的小伙子们理发(我在敦煌就学会了用推子给嘉陵和爸爸理发)。与汪雅梅、杨庆英、李绵璐、徐天许先生以及工作队的干部们相处一起的生活清苦而单纯,别有乐趣,自己也心甘情愿通过艰苦的劳动了解贫困的农民,不断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除掉身上的“娇、骄”二气。

    我的表现得到了工作队长老尹的鼓励和肯定,“火线”上的考验经受住了。谁知回到学校时间不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席卷而来,我这个预备党员的一年转正期无限延长;“文革”期间搞整党、“吐故纳新”,我还差一点被当做废物“吐”出去。直至浩劫结束,尘埃落定,我才被承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党龄从1964年算起。

    教学正常时候,学院的专业课教师都会按教学计划的要求带学生到各地调研、实习。1962年,我带染织系62级学生到杭州、苏州的印染厂、纺织厂下厂实习。到达目的地,把学生安排好之后,我抽空去大伯伯家看望。自从上次来杭州接嘉陵回北京,我和大伯伯、大伯母就好久没见面了,看见我来,两位老人特别高兴,亲切招待。

    就在这天,大伯伯忽然问我:“你想看看你妈妈吗?”我深感意外。1945年,我十四岁,妈妈拋弃爸爸和我们姐弟从莫高窟出走,从此我再没见过她。多年来我过着失去母爱的生活,太早体味到悲苦辛酸,对妈妈的绝情痛恨之致,也跟着爸爸骂她,不希望再见到她。然而,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境遇一步步变化,我亲身体会了女性的心态,开始理解了妈妈当年的处境和背叛的原由,再想起她时,我心中的恨意竟如同气候转暖后的冰川,开始一点点地融化了。最后我给大伯伯的回答是:“想看。”

    大伯伯是同情妈妈的,妈妈回到杭州以后他们有联系。大伯伯告诉我,妈妈离开敦煌以后,就和那个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管总务的退役小军官结了婚。没过几年解放了,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理所当然要进行审查,他作为军官被监禁起来,后来病死在监狱里。妈妈生活无着,只好改嫁给一个穷工人,又跟他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生活贫困,妈妈年纪老了,还得自己挣钱糊口,在街道给人家做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生活极为贫困。在杭州虽有过去认识的老朋友,如刘开渠的夫人程丽娜,但她拒绝去找他们,与过去的生活完全隔断了。

    虽然已经知道了妈妈的境遇,但我真正再见到她时,还是大吃了一惊。印象里,妈妈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眼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怎么会是她呢?我妈妈的满头卷发哪里去了?浪漫生动的表情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我觉得恍惚,像在做梦。

    失散多年的亲生母女终得相见,照理说应该很激动,但那天我们都没有激动,妈妈没掉眼泪,我也没掉眼泪。只记得妈妈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见面的过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从此对她再无嘖恨,只有同情。

    从那时起,我瞒着爸爸每个月按时给妈妈寄些钱,通过大伯伯转给她,补贴她的生活。我记得每月大概是寄五至十元,在那个年代,这些钱对贫困人家还是有用的。这件事后来在“文革”中也成了我的一项罪状,说我“和反革命家属划不清界限”,我迫于压力,只好停止寄钱,中断了这一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又开始给妈妈寄钱,不再通过大伯伯转,直接就寄给她。妈妈每次收到钱都给我写封信:“沙娜,钱收到了,谢谢你。”又告诉我这些钱她是怎么用的,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等等,字写得很差很差,和记忆中妈妈的字完全不一样了,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些信我一直小心地保留到今天。后来我再去杭州时还想去看看她,可是大伯伯“文革”以后就去世了,不便联络,没有见成。但是我继续寄钱,一直寄到1979年。

    后来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住在南京的干妈马光璇,她曾经与妈妈感情好得像姐妹似的;妈妈出走以后,我的干爸干妈们(吕斯百、马光璇、王临乙、王合内)在重庆见了爸爸,还曾埋怨过他没能好好关心妈妈。1979年,干妈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沙娜,把你妈妈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看她。”有了地址,干妈就直接写信给妈妈了,告诉她自己要专程去杭州看她。为了这次阔别后的重逢,千妈作足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见了芝秀要说什么、做什么她都想到了。而妈妈为此更是激动得不得了,比亲人还要亲的人将来看望她了,她等着,盼着,想必是几十年的酸甜苦辣、难言的痛苦悔恨全都涌上心头,翻来滚去……然而谁都没想到,待干妈兴冲冲到了杭州,就要与妈妈见面的时候,却得知就在前一天,妈妈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人世。干妈沮丧得不得了,记不清她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告诉我:“沙娜,我没见到你妈妈,太遗憾了,真没想到她突然间就走了,还没看见我就走了!她的儿子和她后来的丈夫说,她太激动了,突然间猝死!”

    妈妈大概是1979年8、9月份去世的。10月,爸爸和我与继母李承仙应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和佛学研究专家、桐朋学园校长生江义男的邀请去日本访问。在这期间,我找机会悄悄告诉爸爸:妈妈去世了。当时爸爸愣了一下,小声问我:“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走的?”听我回答了他,他就沉默了。过了一阵,又问我:“什么时候走的?”……反复问了好几次。

    三十多年又过去了,爸爸、妈妈、千妈马光璇都已成为故人,各自长眠在不同的地方。每当我想起妈妈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想起前前后后那些用言语难以讲清的事情,脑子里就会闪出一句过去常听长辈挂在嘴边的法语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