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

  • 《黄沙与蓝天》— 常沙娜人生回忆(十九)
  • 第十九章   十年困惑

     

     

     

     

    “四清”还没收尾,“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而且谁都没想到它一来就是十年。“文革”的确如当时所宣传的那样“史无前例”“触及灵魂”,令所有过来人都刻骨铭心;然而它远远超出了一般运动的意义,,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1966年我三十五岁,正由雷圭元先生指导着在染织系65级搞教学改革实验。除了教课外,为了让学生深入掌握与专业有关的生产工艺知识,我还带学生到光华路上的光华织布厂以半工半读形式学织布,跟着工人三班倒,特别投入。可是到了这年6月,气氛大变,学校里忽然一下就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满眼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类的名词,很不客气地点了许多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名;后来更是升级,开始高喊“打倒”,并有乱哄哄的批斗会了;再后来,学院的院领导和学术带头人都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原本受人尊敬的老前辈们住进了“牛棚”,在校园里低头挂牌排着队走路;与此同时,全中国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

    在染织系,系党支部副书记陈和鼎也咸了斗争的重点。有一天我听说陈和鼎在校园里被揪斗了,就和袁杰英一起跑出去看(袁杰英是陈和鼎的妻子,自然心急如焚)。谁知我们这一去正好被人看见,有人喊:“常沙娜,过来!你们都是一帮的!”人群中大部分是院里的学生,也有教师,气势汹汹地要我揭发批判陈和鼎,我哪里有什么可批判的,只好说陈和鼎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让我照刘少奇“黑修养”的标准要求自己,结果引起一阵不满的嗤笑和喊声,我也变成了被围攻的对象。于是,陈和鼎站在凳子上挨斗,我和袁杰英在下面“陪斗”,低头听着耳边“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的怒斥,我接受了这场十年浩劫的第一次。洗礼。。恐惧之余,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那时在工艺美院只是一名普通讲师,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原以为自己啥也不是,挨斗远不够格,没想到竟也如此!

    这仅仅是个开头。当时被批斗的人都要挂黑牌,我被“陪斗”后不知道谁出的主意:“常沙娜,明天开始也要挂黑牌!回家自己做个大黑心,写上‘黑苗子常沙娜’!知道怎么做吗?”我说我知道,那边又补充一句:“黑心,加黄边儿的!”工艺美院的人居然到这时候还没忘了忘了设计。

    以后,每天清晨六点,我就得胸前挂着一个带黄边的大“黑心”牌,和袁杰英一起到学校扫操场,扫楼道,扫厕所,袁杰英因为与陈和鼎“划不清界限”,和我同时倒了霉。我们拿着大扫帚在操场上扫地,好多人都从楼上的窗口往下看,我们打扫楼道,也有住在楼里的人看,包括不少越南、柬埔寨、东欧的留学生看见这两个年轻女教师变成扫地的清洁工,外国人都很纳闷。众目睽睽之下,我们非常尴尬,只能埋千活,咬牙忍耐。

    这个时期,我被编进了学院里新成立的“第十班”,班里的成员都像我这样被批判或审查的教师,温练昌也在内。这一次袁杰英没有被弄进来,因为她的“问题”毕竟是间接的。班里这些教师由几个“根红苗壮”的学生专门管着,每天要在学校里千各种体力活儿,在劳动中“改造思想”;千完活再各自写交代,不断地反省、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班里我们得接受审查.回答形形色色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听见问我们染织系的白崇礼:“你小时候干什么?”他说:“我是广西人,小时候在广西当学徒工,吃人家的剩饭。”轮到我了:“常沙娜,你小时候干什么?”我说我小时候在法国。“吃什么?”我说吃面包喝牛奶,马上招来一通嘲笑。那时对我的批判主要就是“生在法国,长在美国”,“吃面包、喝牛奶长大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他们只字不提我多年在敦煌,跟着我父亲在艰难的环境下受苦、成长,一说就是“生在法国,长在美国”,已经咸顺口溜了。还说我是“国民党的时候吃得开,共产党的时候吃得开,修正主义时候也吃得开”的“三开人物”,再加上一个“修正主义黑苗子”。

    时间长了,这种审查得不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而每天早晨的必修功课——背诵“老三篇”一直在一丝不苟地进行,还不时要抽查一番。第一个抽查到的是教文史的老先生尚爱松:《纪念白求恩》,你会背吗?“尚爱松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再紧张他的表情都是那样,但是这回一紧张他就糊涂了,竟把“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背成“白求恩同志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只听桌子一拍:“你这个老家伙1唐诗几百酋你倒背如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背反了,什么意思?你反动!”后来又轮到我:“常沙娜,你背《为人民服务》!”我紧张得要命,声音都哆嗦了,好在没有背错,不至于祸从口出。

    同样是学生、造反派,人和人却很不同。有一天我在院子里拔草,一个染织系的女生指着我,高声招呼校外来的一批中学红卫兵:“看,这个就是资产阶级小姐!你们看!”一群人就朝我这边走过来了。当时中学红卫兵什么都敢干,如果把我揪住,拳打脚踢、剃阴阳头都是做得出来的,所以我非常紧张。恰在这时候,又有一个穿着绿军装、个子高高的装潢系男生冲我喊:“常沙娜,出来!你的检查写完没有?”我说没有。“回去写去!”他一声令下,我就赶紧离开了。直到今天,我都记着这个叫不上名字的好心学生,多亏他及时找借口把我支开,不然后来真不知道会怎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些人就是以这样的特殊形式暗中保护无辜的老师。

    在“第十班”的日子实在难过,所幸的是我们晚上还可以回家,比住在“牛棚”里回不了家的“牛鬼蛇神”们强多了。在学校无论如何我都咬牙忍耐着,因为回家我还可以宣泄,可以得到丈夫崔泰山的安慰,还有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里,老崔都关切地问:“今天怎么样?”每当我挨了批斗,感情难以承受的时候,他又总是劝我:“你就顶着吧,事情都是一阵一阵的,你看看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了,这种造反不会长久,会过去的!”每天我身体劳累,情绪郁闷,全靠老崔不断安抚我,我能熬过那段屈辱的日子,多亏有座泰山在身边。

    老崔是辽宁丹东宽甸人,朝鲜族。他不是当权派,出身好,贫下中农,老爸参加过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有功,他自己从小也像“小兵张嘎”那样做过抗日工作,所以他腰杆子硬。那时我家就住在工艺美院旁边的宿舍楼里,我挨批斗受审查,造反派就到家里来了,要抄家。老崔问他们:“常沙娜有什么问题?”造反派说:“她的问题很多,很大!”老崔说:“是吗?不会吧!”造反派说:“我们查清楚会告诉你,现在我们要抄她的东西!”老崔不千了:“不行,她的东西跟我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们没权力抄我的东西!”这么一来,那些人就不敢乱动了,所以“文革”期间到处闹得沸反盈天,我们家总算安然无恙。

    老崔的日语水平很高,周总理、郭沫若接见日本来宾他都做过口译,“文革”时他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文委)日本科工作。他爸爸抗战时被日本人抓去囚禁在大连,差点判了死刑,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赶上日本大赦他才被放回来,和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新中国成立后,崔泰山从沈阳的辽宁省教育厅被调到北京的对外文委,并安排去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回老家时他爸问:“把你调到北京干啥?”他说:“让我做日本工作,当日语翻译。”老爸很生气,一听“日本”两个字就反感:“啊?你怎么做日本翻译?”老崔反复解释:抗战已经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了,现在国家需要和日本加强文化交流,我们和日本已经是男一种状态了,但是老人家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有看法,至死都没变。

    1963年我和老崔结婚时,有约在先:不生孩子。那时我们俩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要经常去外地采风,没有孩子一身轻,可以全力以赴。可是到了“文革”时期的1966年、1967年,校内校外一片混乱,哪里还有正经工作可做?我泄了气,不想工作了,也不再节育,于是很快就怀孕了。

    但是“文革”年代多灾多难,我家注定不会有孩子降生的。第一次我怀了孕,三个月就流产了,原因自然是与劳累有关。那天我正和别人一前一后地抬装垃圾的木箱,干得相当吃力,突然“咯噔”一下,觉得不对,就出血了。赶快到朝阳医院妇产科,医生一看就说是流产了,后来知道流掉的是个男孩。医生让我休息一周,我也没和更多人说,仅仅“消失”了一个星期又缓过来了,继续干活。

    隔了一年,1968年,我又怀孕了,我和老崔都挺高兴,如果能有个孩子,也会给苦闷中的家庭带来一点安慰。老崔提醒我:“干活小心点儿。”我这次知道注意了,干活不再那么猛了。怀孕的事我对谁都没说,别人也看不出来,因为当时大家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我也没有任何妊娠反应。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哪里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没多久,工宣队进院了,我这样的一个一个都要审查,有一天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对我的审查,当时我正怀孕四个月。工宣队让我讲我的历史,问我在法国怎么样,到美国怎么样,就是不问在敦煌那一段,但是他们知道我爸爸在敦煌是“典型的守护封资修反动学术权威的恶魔”,他保护的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在敦煌正受着苦难的批判和劳改。他们说我这个家庭是极反动的,要我好好改造。后来不知我说了什么不符合要求的话,工宣队“啪”地一拍桌子,我一惊吓,又感觉不对了,这以后他们问我什么问题,怎么批判我,我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去厕所一看:又是血!已经有了一次经验,我赶快告诉了学院医务室的王建林大夫,他马上又把我送到医院。这次怀孕四个月,属不完全流产,又做了引产,流掉的是个女孩。大夫给我开了九天病假,让我好好休息,有了病假条,工宣队也没话可说,我就名正言顺地在家休息了九天。哪知即使这样,有人还是不想放过我。我在家躺在床上休息,老崔去东四对外文委上班,学院里有个造反派,是一个由行政干部转为学生的“响当当的红五类”,他怀疑我假装流产逃避审查,居然到我家敲门,进来查看。他问我:“干吗呢?”我说在休息。“休息?!”他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明显不相信,我就把医生开的假条拿给他看,他在房间里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没说,走了。等老崔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他,他只是淡淡地说:“你甭理他,该休息就休息,小心一点就行了。”其实他心里为这件事非常生气,久久忘不了。至于流产之后应该加强营养,当时是做不到的,老崔要上班,我不会做饭,能买点馒头、煎个鸡蛋就很不错了。好在我的体质很好,恢复很快,就这么过来了。

    我在“文革”期间的上述遭遇,自己的确感到难以承受,但是与学院里老前辈们遭受的大苦大难相比,这点冲击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下,1970年5月,中央工艺美院和其他中央直属艺术院校、文艺团体一起下放到了北京军区所属各农场。多亏周恩来总理当时对此提出了一个很有远见的原则:中直艺术院校、文艺团体下放锻炼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解散。回想起来,这一指示非常重要,如果下放后机构、人员解散了,将来再恢复就没有可能了。学院这次下放行动空前彻底,上至院长、教师、行政干部,下至工友全部下去,校园顿时变得空空荡荡,只留了一个老校工王福来看大门。王福来独身一人,以工艺美院为家,他兢兢业业地守着这个空摊子,直到三年以后全体人员班师回朝。我们所有师生员工一块儿下去,1 973年全部回来,除了两届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离开,学院的各个机构依然完整,没有改变。

    工艺美院的下放地点是位于河北省获鹿县滹沱河畔的北京军区1 594部队农场,与省会城市石家庄相距三十里地。全院人员编成两个学生连,分住李村、小壁两个村庄,我们染织系所属的学生一连住在小壁村。我们虽然也像“四清”时那样分住在老乡家,但生活和劳动都是与本院的师生在一起,实行军事化管理,编成连、排、班,现役军人担任连长、排长、班长。学生连每天早上列队点名,排队走几十分钟下地干活。半夜会突然吹哨子紧急集合。全体起床打背包跑步。晚饭后还经常集合跑老远去看电影,千一天活很累了,吃过饭想休息一会儿也不行,得拎着那种叫“马扎”的折叠小凳排队去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部影片被大家戏称为“老三战”,看了无数次,戏中的对话学生们都会背了,这就是连队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们染织系和印刷系的师生编成一个排,分为三个班,与我同一个班的有染织系的女生周秉宜(周总理的侄女)、寻胜兰、王宴俊、张巍嫒、窦明亚、蓝素明、许莉和印刷系的教师石爱之、学生丁立芳,还有男生陈锡楚——“阿锡”、黄鸿安、沈龙涛、朱秀坤、金光,他们分别和温练昌、李绵璐、郑可等男教师住在一起。我们在滹沱河故道的河床里种水稻,劳动强度很大,一年四季的农活,从春天的打埂、放水、插秧、挠秧、割稻、打场直到十一月将稻秸装车,驾辕步行三十里送进石家庄造纸厂,全部过程我们都经历了,充分体验了其中的艰辛和快乐。前几年参加“四清”肘和农民“三同”,在思想和体力上都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軍已锻炼成劳动能手,对各项农活也乐在其中。这次下放,在生活上和参加“四清”时完全不同,学生连享受着部队的粮油供应标准,炊事班里都是工艺美院食堂的专业大师傅,司务长由学院原来的伙食管理员担任,他们都尽职尽责地努力使大家吃好,加上连队养猪养鸡养鸭,肉蛋充足,大家一年到头劳动虽然辛苦,营养状况还是挺不错的。我住的老乡家的院子是我们班的集体吃饭地点,到开饭时间,值日生把饭、菜、汤挑运过来,大家坐着马扎、小板凳吃。看见各人的餐具洗好没地方放,我又忍不住开始操心了,我把木板条用旧报纸包起来,搁在摆好的砖头上当碗架,一层两层,让大家把碗放在上面。我这样一搞就有了规则,大家都遵守,吃完饭很有序地把碗搁在那里,又卫生又整齐,还很方便。

    这时我已经不再挨斗受审查了,每天头顶蓝天白云,面朝辽阔大地,一个心眼地千活流汗。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原是部队家属,她在“文革”初期自我检查说:自己“抗美援朝时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到了工艺美院染织系却被糖衣炮弹击中了。”我知道那颗“糖衣炮弹”指的就是我,她没有看清我的资产阶级本质,被我迷惑了。但是我发现在获鹿干活的时候,她个子比我高,比我胖,一桶水是分咸两桶挑的,而我就是实实在在地挑两桶水。扁担压在肩上很疼很疼,我咬着牙,心想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表现得好,因为我出身不好,得好好改造,主动地改造;人家从小吃糠咽菜,我是吃牛奶面包长大的,差距这么大,更得改造!老乡看见我这样,主动告诉我干活的窍门,教我挑水时扁担不要压在锁骨上,而是要斜放在后肩肌肉上,我照样一做果然舒服多了,得意得不得了。

    运动还在进行,李村住着部队的领导,指挥抓“5 -16”反革命集团。天冷了,一年的农活结束了,连长、排长、班长们带着大家一天天没完没了地开大会小会,号召人人都要揭发“5· 16”分子,但“5,16”在哪儿?谁是“5· 16”?当初审查别人的造反派如今又反过来变成被审查对象,天天写检查作交代了。和我睡在一个炕上的染织系女生、我的学生张巍媛就是这样,她曾经斗我斗得很凶,被称做“假小子”,现在却被当成“5 -16”分子审查,因为写不出交代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觉。她苦着脸问我:“常沙娜,写检查怎么这么难啊?”我深有体会地告诉她:“你实事求是地写就不难;不实事求是就很难。”我和同学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自然消解了“文革”期间人为的隔阂,恢复了师生情。后来张巍媛脱离了困境,谈恋爱还来征求我的意见。

    1971年林彪事件后,部队对学生连的领导方式比较放松自然了,排长、班长和我们的关系开始视如同志,不允许画画的禁令也松动了。于是我开始到田间、农家园里去画野花野草和瓜、果、豆类农作物的花,吃了半辈子的花生、土豆,不知道花生的花、土豆的花是什么样的,这次在农场都画了。我终于拿起笔满足画画的渴望,开始感受到获得自由的喜悦了。画花的时候有些学生过来看,也影响他们。他们也跟着一起画。学生“阿锡”还特意做了一个装颜料文具的小木箱送给我,它至今仍装着颜料,作为难忘当年的纪念物保存着。

    这期间我们也开始享受部队的探亲待遇,每年有两周的探亲假,我去过河南息县农村(崔泰山的单位对外文委下放处),老崔也有过一次探亲来到小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