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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沙与蓝天》— 常沙娜人生回忆(二十)
  • 第二十章   重振旗鼓

     

     

     

     

    1972年,我被突然调回北京,参加“文革”后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出国的“出土文物展览”的筹备工作。那时文化部、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正组织一些专业人员在故宮武英殿为展览临摹、复制所需的壁画、织物、漆器等相关文物,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在历史博物馆的国画家陈大章。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仅我一个人从部队农场调回北京,感到非常意外。周围好多人既羡慕又不解:常沙娜交了什么好运,怎么把她单独抽调回去了?

    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故宫武英殿报到,和我一起报到的还有中央美院的周令钊先生,他也是从河北的部队农场回来的,我才知道这次调回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周先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西安户县草唐寺,临摹存放在那里的乾陵永泰公主墓的原壁画。我几乎十多年没有画画了,现在有机会到西安临摹古代壁画真迹,真是喜从天降,兴奋极了!

    户县的草唐寺是著名印度僧人鸠摩罗什圆寂的地方,非常幽静,我们就住在寺院的尼姑庵里。“文革”期间到处“破四旧”,不知毁掉了多少珍贵古迹,这所寺院能保留下来已属万幸,但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安顿下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和周先生房间里肮脏的被子都洗了,我干活很陕,被里被面洗净后晾在外面,半天就干了。在那仿佛与世隔绝的清静之地,人心也格外清静,我和周先生重拾画笔,宝刀未老,相互配合,经过二十多天的认真临摹,顺利摹绘完成了192厘米X 440厘米原大的永泰公主墓壁画,重练了手工,愉快地回到北京。

    因为还有许多任务,人手不够,陈大章让我和周先生再提名调人,我们就提了工艺美院的陈若菊、李永平、崔栋良、朱军山、侯德昌几位,在武英殿壮大了我们的队伍。根据展览的需要,大家又临摹、复制了一大批不同时代的各类文物,天天沉浸在画画的快乐之中。在此期间,我们还专程了长沙的马王堆,在博物馆内非常难得地依照出土的原物临摹了汉代棺椁上的漆“方纹兽”,以及云纹绣、绫、纱等精品文物,充分施展了我们描绘用色的基本功,将封闭十余年的潜力重新焕发出来。这是“文革”后首次举办的出国文物展览,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聚在一起为国出力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为展览完成了五十一件高质量的临摹复制品,圆满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正年富力强,工作热情又空前高涨,临摹的水平非常高。这个“出土文物展”以精彩的临摹品加一些真品文物到日本、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巡回展出,为中国恢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后期“拨乱反正”,周恩来总理重病之中仍关注着下放到部队农场的艺术院校。1973年由李先念总理批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划归轻工业部直接领导,并立即接回北京。”当时中央工艺美院的陈叔亮老院长受国务院、轻工业部委托,和工艺美术局局长史敏之同志一起到河北获鹿县的部队农场,把在李村、小壁村的全部工艺美院人员接回北京光华路校址。从此,工艺美院那空荡荡的楼房、操场又恢复了生机,“工艺美院人”又回来了。我和其他几位教师正在北京故宫的武英殿画画,得知全院人员都已经回京真是高兴极了。工艺美院人重返光华路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回顾这段难忘的岁月,真感到生活像大海瞬息万变,平静后又翻腾,吸收后又沉淀,混沌后又清晰……如今山海依旧,换了人间!

    同一时期,包括中央美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的各中央直属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也都回北京了。至此,周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已经实现:“艺术院校及艺术团体人员不能解散,要保存实力,要集中下放,集体回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其他艺术院校的实力都得到了保存。当时工艺美院的原党委书记刘宏达已经去世,由陈叔亮主持学院工作,在轻工业部领导下重新组建学院的领导班子,重整校园。

    从延安走出来的陈叔亮老院长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在书法、绘画、诗文诸方面都有深厚的修养(他的儿子陈其钢成为著名作曲家,应是受过很好的家学影响)。陈老在任期间特别注重学院图书馆、资料室的建设,图书馆资料室很多重要的藏品都是当年他主持收集的,无论是琉璃厂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有收藏价值,学院都设法收集,逐年收藏了上万件包括陶瓷、织绣、民间工艺品、明代家具、名人字画等等的珍贵资料。在他的带动下,教师们和学院职工对这一工作也非常热心,主动为学院收集、积累艺术资料,每次有机会出国都不忘为资料室带回各国的工艺品,这不仅是学院教学需要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至今各专业的老教师们和图书馆、资料室的老职工们还在怀念陈叔亮老院长,赞扬他为学院建设作出的历史贡献。

    陈老是“反右”运动以后从文化部教育司调来工艺美院任领导的,随之而来的“反右倾”运动又反了他,“文革”期间更不可能幸免子难。在工艺美院的二十五年中,他受过种种打击、磨难,但既没有屈服也没有消沉,始终奉行“克己为人”的理念,保持着善良和宽容。大家都把陈老看做敦厚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在政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同志都能从他那里得到真诚的安慰和鼓励。学院下放回来以后那段百废待兴、重振旗鼓的日子里,更是依靠他与新的领导班子全力支撑。

    1966年到1976年,国家因“文革”乱了十年,全国的大、中、小学教育也中止了十年。我们这些教师已经多年没有教课了,回到学校后最大的愿望就是重返课堂,而按照当时的要求,各大专院校开始面向工厂、农村、部队招收“工农兵学员”。

    我们染织系的系主任仍是德高望重、宽宏和蔼的程尚仁先生。记得开始恢复工作时,大家首先根据上面下达的方针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在专业课程、共同课程及教学设施方面做了恢复上课的充分准备,然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从北京各印染厂、织花厂等相关单位招收了一批学员进行一年专业培训,教学重点是图案基础的训练,并结合他们各自工厂的产品设计予以辅导改进至完成。学员们对难得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学得极其努力,我们这批久经磨砺、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教师更是以加倍的热情投入了既熟悉又陌生了的课堂教学,为以后恢复本科教学进行了一次热身练兵。

    回到北京,生活安定下来,我又希望有个孩子了,老崔尤其觉得应该生了。但我已经四十多岁,连续流产了两次,还能生育吗?医生说:“你育龄期过了,很难说,也许会有,也许没有。”我们只能听其自然。命运真是奇怪,大事顺下来,事事都顺,不久我还真的如愿怀了孕,1976年平安生下了迟到的儿子小晖。

    怀胎十月,我觉得特别幸福。比起前两次怀孕,我现在不用挨批判,不用写检查,也不用劳动了,再没有任何压力。学院里,领导层正忙着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我在运动初期尽管被折腾得够苦,毕竟只是在口头上被称为“资产阶级小姐”“三开人物”等,并没有“戴帽子”,没有像老前辈们那样被扣上正式的罪名,所以对我不存在平反问题。至于当时那些过头的做法、侮辱人的语句,人家已经表示了道歉,我也就释怀了。

    1976年到1977年,我主要就是在照料自己的生活,保胎、生孩子。学校对我很照顾,毛主席逝世后院里教师忙着搞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我就没有参加。

    学院医务室的王建林大夫很关心我,隔不久就给我听听胎音,有了前两次流产的经历,他特别嘱咐我注意保胎。我知道应该小心,但也没当做负担,一片好心情。每天早上,老崔上他的班,我就带着画具、拎着马扎,乘公共汽车从光华路到北京西郊的植物园和东北旺的中草药圖画花卉写生,很放松地练手、备课。那时的公共汽车不像现在这样,一点也不挤,人人都有座位,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上车下车我会很注意。那时的植物园也没有游客,我画画时最多有几个工人路过看一看,没人干扰。我每天坐在鲜花丛中,感受到大自然绚丽多彩的奧秘,给我带来了无数的遐想。一画就是一天,能完成两三张、三四张,中午就吃带来的馒头和鸡蛋,既轻松又自由,我2001年出的那本花卉集里的写生作品好多都是这段时间画的。

    然而1976年是个极不平凡的多事之年,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在半年多时间里相继去世,7月28日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人们在屋里不敢住了,纷纷在室外搭起了简陋的防震棚,我也开始紧张起来。我弟弟嘉陵的家在北京海淀郊区,住的是平房,他说:“姐姐,你过来吧,这里安全。”地震时正是夏天,他在自家小院里单独搭了一个棚子让我睡在里面,就很安心了。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2月,直到小晖出生。出院以后我又留在他家坐月子,嘉陵和弟妹王福兰把我照顾得好好的。

    当年我把嘉陵从杭州大伯伯家带到北京,他就在北京读书,20世60年代初从钢铁学院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参了军,到湖北孝感的空军部队地勤当汽车司机。那时候部队里高中毕业生不多,他的文化程度算高的,就把他提到武汉给首长开车,还想重用他,可是没多久“文革”就来了,嘉陵因为爸爸是反动学术权威,姐姐也在受沘判审查,咸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类,被复原回北京,当初是从海淀区钢院附中参军的,又分回海淀区农业局当司机。他天天开车到公社去拉粮食,送这送那,识了北大附中初中毕业的姑娘王福兰,福兰出身好,爸爸是个菜农。记得嘉陵问我:“姐姐,我们家出身不好,我给家里掺沙子好不好?我找一个‘向阳花’。”“文革”时期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叫《社员都是向阳花》,向阳花从此成了农民的代名词。我问嘉陵:她愿意找你吗?嘉陵说她愿意,她不管我们家的事儿,她就看重我是部队来的。我说可以啊,只要她愿意。于是他们俩就结婚了。兰人很老实,他们婚后日子一直过得挺好,朴朴实实、和和美美的,白头偕老,有儿有女,孩子也都很孝顺。

    小晖是12月出生的,大名叫冬晖。那年月取名兴用“东方”的“东”,我跟崔泰山说,我们不要这个“东”,太俗了,来个冬天的“冬”吧,我们这么大岁数生他,生在冬天,又是晚生子,所以叫冬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工作开始了,工艺美院以新来的院党委书记罗扬实同志为首组成工作班子,主持落实政策的工作,为学院在“反右”时期受屈和“文革”中被冤枉的人落实政策,恢复名誉。经过平反,医治了多年的创伤,1 979年学院组成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国务院任命张仃为工艺美院院长,陈叔亮、雷圭元、庞薰琹、吴劳、阿老、方振远(负责行政)为副院长,白发苍苍的庞薰琹先生在蒙冤多年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职务。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遭受磨难最甚的何燕明老师也终于被“改正错划”,恢复名誉和党籍,安排在装饰艺术系任教兼党支部书记,后来又调任《装饰》编辑部主编,直至离休。

    经过落实政策,委屈的已被平反,负疚的已被宽容,违心的已被纠正,大家恢复了正常的心态,各就各位,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罗扬实同志认真完成了落实政策任务后不久就因病住院,1982年去世。他在工艺美院的时间不长,但他依照党的政策,及时为一批受冤屈的干部、专家平反,恢复名誉,做了很多承前启后的重要事情,令人感念。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工艺美院后来的长足发展就溘然长逝了。

    1977年,邓小平发出指示:“要恢复高校的招生制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全国各大专院校一起,重新开始正式招生了。学院于1977年秋天和1978年春天连续招收了两届染织、陶瓷、室内、特艺、工业六个专业的本科生,此时本科生的学制已由“文革”前的五年统一改为四年。

    我真是兴奋极了。学校停止招生整整十年,作为一个教师,一晃眼折腾了那么长时间,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现在总算又回到正轨上来了!大家怀着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的迫切心情,着手为自己即将承担的课程进行认真准备,还根据课程的要求严格演练。

    为了迎接新生,学校开始粉刷教学楼和食堂,重新调配教室,哪个系在哪里合适,哪个专业应该怎么样布局,都一一做了安排。我们这些教师也主动协助行政部门,到学生宿舍去打扫上下床铺和桌椅,给宿舍、铺位编号,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和崔栋良在教学楼里端着漆盒用油漆为教室刷门号的情景,门号的字版都是由崔栋良设计刻制的。我们下放锻炼多年,劳动能力都很强,而且心情又特别好,干起活来特别勤奋,全力以赴。那时我还有个错误的想象,以为我们过去参加“四清”时和农民“三同”,下部队和学院师生员工“三同”,现在也该继续和学生“三同”,当然后来知道并没有这么回事。

    77、78级学生进校的时间前后只差半年,毕业时间也只差半年。这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他们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军垦兵团;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有的是插队到贫困地区的城市青年。“文革”十年,全国各地的基层积攒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才华出众,渴望学习,却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埋没在不同的角落。他们经过十多年上山下乡的社会历练,比以往和后来的各届学生更成熟,当他们通过艰苦拼搏终于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就特别懂得珍惜这难得的机缘,珍惜宝贵的大学生活,学习极其刻苦努力,成绩非常之好。

    而我们这些经过多年大起大落再走上讲台的教师,同样无比珍惜新获得的教学机会和教师职责,每个人都怀着满腔热诚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教学质量也非常之好。

    系里指定我做77级班的班主任,这是我历任的第三次班主任(第—次为61级的潘吾华班,第二次为65级的蓝素明班),这一次时间最长,最愉快,和学生的感情也最深。

    77级和78级是公认的强班,学生都是百里挑一考进来的,饱经锻炼、成绩优秀。染织系77班的学生二十五名,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大的豪必斯,二十七岁,蒙古族;最小的张雪梅,十七岁,沈阳高中刚毕业。班里有所谓的“三个农村娃”,即来自河北邢台的赵茂生,河北沧州的刘元风,河南灵宝的李当岐。大家选出以聪明灵活著称的史咏做班长,这个北京孩子插队到云南,居然自学到水平相当高的英语;而李当岐沉稳热心,大家选他担任生活班长。

    这个时期的师生关系也许是学院几十年间最好的。这批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又经历过“文革”,和老师像同代人一样,关系特别融洽。除了白天上课,学生每天还上晚自习,我就住在教学楼旁边的宿舍,晚上我经常带着小晖到班上去转一转,看一看,辅导作业。他们的作业做得极其认真,那时候没有电脑,多复杂的图案全凭手绘,没有人叫苦。做77级的班主任,我自认为变得更成熟,更懂得关爱学生,更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做朋友。我们师生间没有隔阂,无话不谈,他们谈恋爱有什么不顺利都悄悄地告诉我,我也什么都管。80年代初,我先后带他们去北京、杭州、上海、苏州等地的丝绸纺织、印染、刺绣等工厂做调研,设计实习。去杭州时,学生自己订的车票都是硬座,只订了一张硬卧给我,照顾老师,我就让女同学轮流在卧铺上休息,男同学累了会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到了杭州,不论是在工厂的招待所还是浙江美院的招待所,我从来不让单独给我安排住处,而是和女同学住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已经很习惯了,应该是当年搞“四清”、下放部队农场锻炼出来的吧。在多次到外地下厂实习的过程中,师生相处得更深入亲近了。在上海的植物园,我带着他们面对各种奇花异草写生;在杭州我们清晨游西湖,史咏提着当时还很罕见的录音机放送轻音乐,大家默默地漫步在苏堤朦胧的云雾中,各自享受那情那景,浮想翩翩……至今我和学生们对这样的情景还都记r、2犹新。

    我和这个班的师生情持续的时间最长久。他们比我的年轻时代更幸运,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成为时代的宠儿,对传承和发展的认识尤为鲜活。放眼全国,77级、78级学生后来大都成长为栋梁之材、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1982年,工艺美院染织系留校的毕业生有李当岐、刘元风、赵茂生和钟宏(派他赴英国后就留在异国),后来又调进了潘毅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个人的机遇,如今李当岐已做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刘元风也在担任北京服装学院的院长;赵茂生患病多年,在任职时留下一份“高等美术教育”美术卷的《装饰图案》的优秀教材;当年沉默寡言的“小广西”帅民风留学日本多年后成为海归的博士,在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周永红也成为鲁迅美院工艺系教授;铁兰叶、焦小红、李洁红也都在不同的院校任专业教授;长年生活在美国的史咏、窦东虹都各自在异国创业,而张雪梅另有一番事业,她利用中国传统丝织品,缔造并经营着现代装饰织物品牌“皇锦”。全班学生都在历史的发展中记述各自的事业和人生,他们也是工艺美院历史的见证人。

    这段生活使我真正体验到“师生情”的真谛,也感悟到了人生至高的幸福乐趣。

    2011年3月26日,77级的史咏和张雪梅为我精心策划了一场名为“常沙娜老师八十寿辰暨77级同学聚会”的活动,在北京密云“张裕爱斐堡”宾馆举行,史咏专程把我接去,与来自各地的学子们作三十年后的相聚,为我隆重祝寿。按照老班长史咏的安排,参加聚会的每人都通过大屏幕简述各自三十年的历程,还都穿上了特制的印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标志和“染77级”字样的T恤衫,以示对母校不变的情结;善歌者唱起了当年的流行歌曲,在国外未能专程回来的同学也都通过录像表达了他们对聚会的祝福和对昔日生活的钟情。通宵的活动使我深切感受到世间难得的师生情及难能可贵的友谊,感悟到岁月无情人有情!相隔三十年,我已由当年的“四十而不惑”之年到了今天的耄耋之年,他们也都已是“五十而知天命”者,成为当今社会各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师生重逢,思绪万千,无数往事重现眼前。他们自各地专程赶来,到我身边一聚,我由衷地为之动情,深感欣慰和自豪!